2008，公平中国

一提到公平，人们容易联想到一个个历史的幽灵：平均主义，仇富，吃大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高积累、国家全包但几无任何自由，甚至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心理：和尚摸得，我也摸得……

但今天人们关心公平，显然不会是受了这些幽灵的引诱。当人们深为子女的成长前景担忧时，他们是在问：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选择？当人们深为收入不足烦恼时，他们是在问：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凭借公共资源的稀缺和垄断获得超常保障？当人们为一套房子几乎要放弃所有尊严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同样在追问：为什么有的人成为以房租获利的群体，而自己却要忍受收入与房价比例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窘境？

连任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政府良心”说，给公平正义下了个定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与其将良心说理解为仁慈的政府，由此联想到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仁慈，但迟钝，浪费，又喜欢干预社会，无法制约好人做坏事的政府，毋宁可以如此理解：一个不想或者不能推动公平正义的政府是“没有良心”的政府。

想和能是不同的概念。中央政府实际已经在“花钱促进公平”。2007年，政府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6000亿元，是财政总支出的15%。并且也实际上在“花钱买机制”。比如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在医疗体制方面，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暂时不下定论，先花钱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把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上的责任定下来，为以后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树一些基本的柱子。

同时，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下决心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的表态也可以看出，“花钱促进公平”，“花钱买公平机制”，那个天花板已经清晰地出现在中央政府面前。一个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如今一年的公车消费额也差不多是6000亿元。拆掉这个天花板，一个可能是情理之中但并非所有政府官员都愿意看到的后果就会出现，那就是：中央政府要约束挟重资自重的部门，而社会公众将要求预算民主化。

—— 赵 义

权力转型与“敦克尔克撤退”

本刊记者熊培云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 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 “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由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就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社会成长的力量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财产观念史。和社会一样，贸易比国家古老。

在《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谈到，在古希腊，斯巴达人是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窃。”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自由之后，社会自我扩展的秩序才开始衰弱并最终导致崩溃。

这一现象说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所以，“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回顾本国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春秋战国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乡愁。那时候虽逢乱世，但在思想上却有着空前绝后的繁荣，以至于无所作为的后人抱怨这人世间的思想过早被老祖宗们一锅端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霞光与电火间各奔前程。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时代，即使像孔子这样的“环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未看到时代在孕育。众所周知，其后是始皇帝中央集权一统江湖，是文字狱将一代代才子佳人变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当然，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原地踏步，它宽宏大量，偶尔也会生产几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国导演们歌功颂德。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爱做梦的摇滚歌手们甚至还要“梦里回到唐朝”。的确，中国历史一直并非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在西方世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已是盛世繁华，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光芒四射。

谈到社会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唐朝虽然也曾强大，却也只是个用诗歌吹牛的时代。相较而言，宋朝的社会才真有万千气象。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中多有淹没，以至于在许多人误以为宋朝只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12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事实上，宋朝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如今，许多西方人仍在为抢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早在12世纪，浦江一侧已经有了10座油井在生产。

我们时常说，今天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仍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其时已经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历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如果说罗马的衰弱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亚洲的类似发展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中国文明和科技获得大发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期。显而易见，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相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对建国功臣进行屠戮者，当无地自容。

只可惜，尽管宋朝在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等热兵器，但终究没有殖民国家的扩张性或游牧民族收割他人庄稼与人头的嗜好，终于孤木难支，像希腊一样为野蛮所吞噬。外族权力对宋朝社会的屠戮，使中国社会在连续几个涨停板后终于由牛转熊，盘整至今。不过，宋朝的开放也使尚处于野蛮中的民族看到了文明，并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爆炸式成长。回想这个朝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及其后中国历史的衰败，那一时代的中国人真可谓“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了。

中国30年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梳理中国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繁华，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社会。有心者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不如说是政府没做什么。

“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转型时代是一个亚健康的时代。有人曾经感慨，身处这个时代意味着我们在身体上“亚健康”，思想上“亚思想”，政治上“亚存在”。应该说，不能完全独立行使自己权力的权力也是权力上“亚权力”。政治传播理论认为，当有的权力用得太多时，一定有权力用得太少。部分公权部门屡屡越位的背后，恰恰是审计、人大或公共舆论等监督权力的缺位。谁也不能否认，行政长官兼任“议长”是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征。

2008年，许多人正沉醉于“改革开放，三十而立”的浪漫抒情，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多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成长方面已经取得不凡成就，但在政治领域，能够有效监督和规范权力的权力还没有进入“三十而立”的独立之境。2008年“两会”期间，做了10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离任之际，只给自己和工作打70分。明眼人都知道，这也是李金华对当下的中国审计制度的总体评价，扣去30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审计和其他监督力量一样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结构应该是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天下”，国家不能越出权力领域进入市场- 价格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自治领域。毫无疑问，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与社会正在从国家或者政府那里一点点“ 收复”自己的疆界。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体现在公民社会的建设中。细心者会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甚至已经开始部分地出现了有关“罢工”或者“游行”的新闻。只不过，“游行”在词语上被改头换面以“散步”等平和的方式出现。20 08年“两会”期间，经历了“PX”事件洗礼的厦门市政府发布公告，承诺“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由此可见公民参与在塑造政府品格时究竟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相较经济改革而言，政治改革无疑更缓慢曲折。谁也不能否认，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改革最艰苦或最关键的一段路程尚待开拓。早在1980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8·18讲话”中谈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着重强调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等弊病。如今，当中国改革船到江心，人们最为关切的是，如何能够切切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闯过转型时期 “最后的大关”。

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过去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改革与革命赛跑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溜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 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2008年，执政党确定，到2020年建立起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尽管行政体制改革被理解为一种“矮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有学者指出，主张行政内部“三权分立”的中国“大部门”改革，虽然不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能够成为官方用语，单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 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成长，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熊培云 王礼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