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张俊伟
三、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展望
和改革初期相比，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发生许多变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急剧加大。
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推进到重化工业拉动阶段。汽车、住房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并拉动了钢铁、化工、机械、水泥、冶金等产业快速发展。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国经济增长６．６倍，能源消耗仅增长１．４倍；而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我国经济增长７５．５％，其中，高耗能产品，如粗钢、水泥、乙烯的产量，分别增长了２２６％、１０７％和１００％，能源消耗则增长７７．７％，能源消耗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能源、资源高消耗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工业废弃物排放快速增加，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急剧加大。我国已成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全球变暖问题，要求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需要采取严格措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２）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加剧了社会紧张。
不仅如此，消费差距持续拉大还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张，给经济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３）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影响大大加强。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使中国再也不能置身世界市场之外。许多国内矛盾，究其原因，是对外经济关系失衡的产物。例如我国当前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经济过热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元相对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抵消，延续了人民币有效汇率偏低、外部需求过旺的局面，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又导致大量套利资金涌入；结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加大了货币当局管理流动性面临的困难，限制了利率政策的选择空间；低利率政策反过来又诱发了企业贷款和投资的冲动，诱发了居民调整资产结构的热潮，造成经济过热和虚拟市场过热互为表里，相互强化的局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加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以全球的视野来谋划改革和发展。
（４）社会多元性大大加强。
上述阶段性变化，要求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坚持既有的经验，更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探索，推陈创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要强化政府在提升市场机制的功能、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责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具体讲，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１．加强国有资本管理，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经过“抓大放小”和战略性布局调整，国有资本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型骨干企业，交通、通信、银行、资源采掘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大量资金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游离出来，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技术储备和积累严重不足。应当把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集中部分资金重点支持风险大、投资多、带动力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快关键技术和重大新产品的推广与创新；而国有资本的有序退出、部分行业准入限制的放宽，又会为民间资本拓宽发展空间，为平稳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好的外部条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施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重要工具，应加快建立和完善。
２．以要素市场为重点，完善市场体系。
要继续深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不断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稳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发展中小银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要按照先贷款、后存款、先本币，后外币的思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扭转存贷款利率偏低的局面；要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弹性，改变人民币汇率估值偏低的局面。
３．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要注重发挥产业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要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以提高规划制定的科学性。产业政策实施，要从选择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转变为侧重功能的、普适性政策，借助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应把投资审批重点转到环境、安全、能耗、技术、社会责任等公益性指标上，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应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充分考虑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点和实施空间，合理搭配政策组合，提高政策效果，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二）推动转变发展方式，拓展发展空间
１．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明显加大，固然有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带动发展阶段的影响，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应大幅提高资源税率，改从量计征方式为从价计征，以改变资源价格明显偏低的局面，使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防止国有资源收益流失。要积极探索、完善采矿权收费制度，遏制“采肥弃瘦”、“采厚弃薄”现象，提高资源开采率，减少资源浪费。要加快淘汰落后技术、推广先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能源转化和利用效率；还要鼓励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国的初级能源以煤炭为主，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利用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应加快淘汰技术水平落后、能源转换率低的小火电机组，发展应用技术先进的清洁发电技术；要从项目审批、资金筹集、电力购买等环节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发展水电、核电、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加快淘汰“六小”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和推广能效标准，支持对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鼓励居民树立健康、向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消费理念，节约能源、资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应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应把环境治理、创造优美生活环境列为政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各级政府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制定地方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在市场准入环节要加入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污水处理等环境治理工程的投资和运营。要完善污染收费／征税制度，把环境成本内在化，借助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和个人减少消费能源和资源。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治理，外部负效应更加明显，应该由更高层次的政府（或机构）统一规划、协调行动，以减少“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２．建设创新型国家，拓展发展空间。
要在巩固既有义务教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初级职业技能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使每位新增加的劳动力都接受过初步的职业技能培训；要大力发展在职培训，为在职员工提高劳动技能创造便利条件。近年来，我国高层次人才就业压力加大，这既有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人才供应显著增加的因素，更凸现了我国研发投入明显不足的客观现实。要注重发挥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的潜力和优势，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性国家。
３．以全球视野开展资源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在大量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中国也承接了“四小龙”、“四小虎”等经济体对美国、日本、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应辩证看待我国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问题。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中国尚处在价值链的下游，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和加工组装活动。所谓“世界工厂”，不过是“世界组装厂”的另一种称谓罢了。应抓住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推动我国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生产链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的人均资源禀赋并不丰富。应通过扩大产成品出口、增加基础性产品和重要原材料进口来调节余缺、发挥比较优势。我国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不仅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劳动环境差、国有资源收益大量流失、环境成本被忽略也是重要原因。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使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的价格真实反映其社会成本，并借助产业政策的引导，扭转资源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的局面。应高举合作、发展、共赢的旗帜，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确保重要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安全。
随着企业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保值增值压力加大。应逐步放宽对海外投资的限制，培养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人才、管理、研发、资金、市场资源，以全球视角优化生产资源配置，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力。要在严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放开居民投资国外证券市场，扩大居民财产配置空间，使我国居民能够分享国外大公司乃至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发展成果共享
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既有市场化程度加深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滞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的影响。石油、银行、烟草、铁路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丰厚垄断利润，发放高工资，是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技术条件、监管水平、民营资本实力以及国家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的演变情况，逐步放开市场准入，借助市场力量抑制部分行业工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对于必须维持垄断经营的产业和企业，则要切实加强对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和管理。要完善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运营的透明度，在更大程度上引入对垄断企业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收入秩序混乱，大量灰色收入流向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也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据王小鲁估算，２００５年，仅金融腐败、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灰色收入，就有约３万亿元，约占当年全国ＧＤＰ的１５％。这部分资金和其它形式的游离于收入统计之外的资金（约占当年全国ＧＤＰ的１０％），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家庭的高收入阶层，使实际的收入差距远远超过统计显示。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３１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９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１０％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５５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２１倍。灰色收入的大规模存在，反映了我国财政性资金管理不善，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反映了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钱权交易和行政寻租的现状；反映了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土地收益、资源收益、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大量流失的现状。需要根据各类灰色收入的性质和产生原因，采取相应措施，逐步理顺分配秩序。要建立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逐步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既增强了经济活力，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掘全社会的聪明才智。
在理顺初次分配秩序的同时，还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如强化所得税征管管理，堵塞税收流失；完善消费税政策，加大对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的调节力度；建立完善物业税，控制豪华住宅建设；完善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鼓励高收入群体捐赠收入回报社会；创造条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对于低收入群体，则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其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要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强化政府在确保低收入群体子女入学、看病和养老等方面的承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即期消费水平。
城乡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劳动力迅速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出现了人员老化，生产技能差，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下降的局面。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体如：增加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深化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建立完善新型农业生产服务体系；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等。要顺应农村居民对更高生活条件的追求，切实加强村庄规划，不断增加政府投入，引导农民改变村容村貌，提高居住和生活水平。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标准，保障农村居民得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四、不断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境界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政府退出还不够，特别是在某些领域，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又要求加强政府干预，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纠正市场失灵现象。这就使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政府职能转变也由过去的“以退为主”转为“该退的退，该进的进”。政府职能调整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但对那些习惯于政府“放权让利”的人来说，却难免会引发计划体制复归的疑惑。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和计划经济的残余，使我们在加强政府干预时，很容易出现向计划经济思维或措施复归的倾向。这违背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损害了经济效率，也会遭到全社会的质疑和抵制，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应着眼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先进经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改进政府工作方法。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社会）中介组织，不断完善社会管理网络，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
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是保证政府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制度变革并使新的经济运行规则得到认真的贯彻和实施。为此，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扩大全社会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共识，提高全社会的行动能力；需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以应对利益多元化的挑战，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引导公众有序参与公共决策；要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和决策信息支持系统，提高政府改革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要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协调、沟通、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注意维护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力量均衡，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公共权利。从这个意义讲，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其它领域改革的配套与支持。
从自由放任到凯恩斯主义，从私有化运动到新凯恩斯主义，人们在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范围、方式和方法，都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发展形势，只有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探求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境界，才能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 财经
